那些進過ICU後想到的事

    今年過年前，外公進了ICU。在他已經包好了給孫輩重孫輩的紅包、選定了年夜飯的酒店，計劃好了開春後的生活，他腦幹中的血管瘤卻毫無徵兆地破裂了。老人瞬間昏迷，搶救後依靠機器生存，沒有醒來的跡象，直到今天。

    等我回到家，家人才告知這一切。我再次見外公，是在ICU每天半小時的探視時間。十幾張床位，每張病床上都躺著一個家庭的悲傷。看著毫無知覺、插滿管子的外公，我很難接受這樣的見面。

    第一次直面「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個先來」這句話的殘酷。其實自從離家上大學又留在外地工作，與老人的見面機會就不多了，但終究覺得還有下一次。對生命的認識，在ICU里能得到一次升級，可如果到了這一刻才知道一些事情，終歸還是晚了一些。

    翻譯過《沉思錄》的北大哲學系教授何懷宏，早在1996年就出版過一本《珍重生命》，給孩子講生命與死亡。20多年來，書不斷增訂再版，一代一代的孩子出生、長大，面臨著同樣的困惑，有時候是恐懼。比如，即便我們萬分小心、一切順利，在生活中還是不得不面對各種死亡；而如果死亡終將來臨，我們又該如何活著？

    我的生命教育最早來自一年一度的清明節，這可能也是大多數中國孩子的經歷。在我的家鄉、南方的一座小城，掃墓稱為「上墳」——確實是要上山的，在植被茂密的山頭，披荊斬棘地找路。與其說是祭奠，從氣氛上這更像是春遊，家族的人難得聚在一起，帶著吃的喝的——後來發展為肯德基麥當勞——讓祖宗也嚐嚐鮮，還要去摘滿山的映山紅……

    中國古人是有智慧的，把紀念逝者的清明節放在草長鶯飛的春天，一歲一枯榮的原上草讓踏青掃墓的人也感受到生命的生生不息。仔細想想，很多時候我們不是害怕死亡，而是害怕突如其來、沒有告別的死亡，或者歷經痛苦之後的死亡。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最近出版了一本新書——《生命的最後一公里：關於死亡，我們知道什麼，我們能做什麼，我們該如何面對》，作者是德國安寧療護醫學的領軍者基恩·波拉西奧教授。他曾是神經外科的專科醫生，但在接觸病患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如何保證患者生命終末期的生存質量，成為一般的醫療措施無法解決的難題。

    減少過度治療、完成生前預囑等措施，或許可以成為我們這一代人對自己生命更好的把握。越來越多的人——至少我是這麼想的，自己要有機會來決定，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可以或者不可以使用哪些措施。比如，我不願意切開氣管維持永遠不會醒來的生命。

    也許，死亡也像愛默生不朽的詩句：如果我的小船沉沒，它是到了另一個海上。

    我見過不少人，在退休直至死亡的二三十年，乃至三四十年，這段佔據人生三分之一時長的漫長時間里，每天的日子是如此單一重覆，用「幾十年如一日」來形容並不誇張，生命中那些值得提起的故事也停留在幾十年前。

    於是，我鼓勵年輕時沒怎麼出過遠門的媽媽多出去玩玩，對天天健身但依然練不出腹肌的爸爸不吝讚美，我希望自己在老去後依然有跟上時代的勇氣與能力，有獨處的空間，有老朋友可以聊八卦，如果還能黃昏戀也未嚐不可。總之，那時候，我只是老了，但還在好好活著。

    有部名叫《不虛此行》的電影，講的是一個編劇以寫悼詞為生，在這個過程中，慰藉他人，也治癒自己。工作原因，十餘年來，我也寫過很多名人訃聞，其中不少在其生前有過直接接觸，最後一次提及卻是去世的消息。

    有人生不逢時，在退休後才開始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幸好老天假年；有人去世前還在孜孜不倦寫自傳，可惜這部傳記永遠沒有結尾了；有人跨越3個世紀，見證了什麼是滄桑巨變……

    我曾經對外公作過一個簡單的「口述史」記錄。20世紀30年代生人的他，講到小時候是如何讀私塾，羨慕同學的「雞牌」德國鉛筆；十幾歲沒有條件再讀初中，作為長子給家裡開的花布米店幹活兒，背上一根「六尺竿」去鄉間收布；他驕傲地說起自己如何打得一手好算盤，走南闖北，第一次吃到山東的大蔥和饅頭是多麼好吃……這是諸多體驗的一生。

    我作為旁觀者，漸漸地也有了一個小目標，健康生活、保持圍觀。到了不得不走的時候，提前告別。多部電影中有「生前葬禮」的橋段，我也和朋友討論過，得出一致結論，死後最想幹的事——如果能的話——就想看看周圍人的反應。

    正常情況下，我們是看不到自己的葬禮的，也聽不到大家對自己的評價。所以，倒也不必特地辦「生前葬禮」，但告別確實很重要，與周圍的人告別，也與自己告別。

    最後，悄然離去，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蔣肖斌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4年04月18日 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