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英國黑人的政治文化：誰的文化在被研究是個重要的問題

文化研究作為一項學術計劃近來取得了驚人發展，任何由此產生的滿足，都不應該掩蓋它明顯的種族中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問題。理解這些問題可以從批判性地評價對族群概念的運用開始，它們或是（常常是預設而非有意）作為文化研究獨特的闡釋學的一部分，或是伴隨著無須思考的預設——文化總是遵循本質上同質性的民族國家的模式——而被運用。文化研究走向市場化並不可避免地具體化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還有所謂的次要倫理層面。文化研究的計劃因其顯示出的倫理優勢而成為體制化的合宜對象。因此誰的文化在被研究是個重要的問題，就如使得研究成為可能的工具來自哪裡的問題一樣重要。在這樣的背景下，很難不去思考最近對文化研究的國際性熱情多大程度上是因為它與英格蘭和英國性觀念的深刻聯繫而產生的。可以將這種可能性作為思考文化研究自身話語的人種史學特殊性的切入點。

從人種史學的角度思考文化研究，要求我們不僅注意到它與英國文學、曆史和新左派政治的聯繫，還要描述英國文化研究的創建者對更寬廣的現代歐洲文化思考傳統的借鑒，並在每個階段審視這些文化視角為（那些作為知識、權力和文化批評的對象的）種族化（racialised）的他者形象提供的位置。儘管很睏難，但必須要把這些問題與讓黑人文化的表達、分析和曆史在學術界得到嚴肅對待的緊迫需求結合起來思考，而不是將後者留給社會學中的“種族關係”，因而也就等同於等待棘手的政策議題“壽終正寢”。這兩種重要的對話指向不同的方向，有時彼此抵消，但對我而言試圖讓黑人被理解為能動者、有認知能力甚至有思想史的人——這些是被現代種族主義否認的——是寫這本書的首要原因。這個動機確保了對族群概念在有關文化理論和曆史的英國習語中、在美國黑人的學術生產中被運用的方式的質疑是有價值的。理解英國黑人的政治文化要求我們密切關注這兩種傳統。本書處在它們的交點上。

文化研究的曆史很少承認在其最好的學術作品中體現的政治上激進和公開干預的渴望如何已經接合了黑人的文化史和文化理論。這些聯繫很少被看到或被賦予任何意義。在英國，像C.L.R.詹姆斯和斯圖亞特·霍爾這樣的人的作品，為這些批判性的政治計劃之間的實際聯繫提供了許多象徵性和具體的證明。在美國，像貝爾·胡克斯和康奈爾·韋斯特以及亨利·路易斯·蓋茨（Henry Louis Gates, Jr.）、休斯頓·阿爾弗雷德·貝克（Houston A. Barker, Jr.）、誇梅·安東尼·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黑茲爾·卡比（Hazel Carby）這樣的干涉主義學者的作品指出了類似的交疊。這些在文化和曆史之間的“溝通區”（contact zones）的思想家的立場並不像初看上去那麼例外。下面我們會看到幾代黑人知識分子（特別是像詹姆斯這樣多次往返於大西洋的）在進行獨特的文化和政治批評前，已經注意到不同文化間的關係結構，並賦予它特殊的重要性。他們常常因受到殘酷且荒謬的種族分等行為的刺激而工作，這些行為源自並讚揚了有種族排他性的民族身份的概念——它們將黑人作為非人類或非公民排斥在外。我將試著說明他們邊緣性的努力指向了一些新的分析可能性，並有遠遠超出黑人特殊性的一般意義。比如，他們的作品提出了介於地方和全球之間的中間概念，由於這些概念是對主導文化批評的民族主義概念的替代，因而它們在文化史和政治中有更廣泛的應用。這些中間概念（特別是第六章中考察的未被充分理論化的離散概念）是有價值的，因為它們打破了對單個國家的動態的武斷關注——這是大量現代歐美文化思想的特徵。

還有兩個其他原因使得超越這些國家和民族主義的視角成為關鍵。第一是重新評價現代民族國家作為政治、經濟和文化單位的意義的緊迫義務。目前主導性的政治、經濟結構都超出了國家的邊界。這在新的政治和經濟關係似乎每天都在被創造出來的當代歐洲有特殊的意義，它也是一個對信息政治和資本積累實踐之間的關係有重要影響的世界性現象。它促成了更明顯的政治變化，如重要性不斷增加的跨國生態運動，這些運動堅持可持續性和正義之間的聯繫，極大地改變了政治和倫理的現代分離所建基的道德和科學的觀點。第二是文化整體性、純粹性的觀點的悲劇性流行，這涉及民族和族群之間的關係。這如今在歐洲也特別有影響，它直接反映在英國黑人定居者的後殖民曆史與複雜、跨文化的政治軌跡中。

或許可以稱為英國黑人的獨特性的內容，要求我們關注許多不同文化形式的混合。曾經分離的政治和思想傳統彙合，並在此過程中多元化地決定了英國黑人的社會和曆史的形構。如果用簡單的族群術語來理解這種混合就會誤解它，但右派和左派、種族主義者和反種族主義者、黑人和白人都心照不宣地共有一種觀點：這種混合不過是完全成型且排斥他者的兩個文化群體之間的衝突。這在理解黑人曆史和文化時成了主導性觀點，黑人曆史和文化就像黑人定居者一樣被看作是對真正的英國國家生活的非法入侵，而這種生活在他們到來之前是穩定、和平和無族群區分的。思考這段曆史涉及權力和知識的問題，這些超出了本書的範圍。但是，儘管當代英國的種族主義產生於當下而不是過去的情形，它在許多方面仍帶有過去的痕跡。構成了如今種族政治實質的極其粗糙和化約性（reductive ）的文化概念，明顯與舊的關於種族和族群差異的話語緊密相關，後者在現代西方文化觀念的曆史中無處不在。自從關於多元文化主義、文化多元主義的討論以及有時被貶稱為“政治正確”的對此的回應——它們意圖質疑當前歐洲特殊主義被轉化為評價人的成就、規範和抱負的絕對、普遍標準的容易程度和速度——出現之後，現代西方文化觀念的曆史自身變得極其有爭議。

在19世紀的科學種族主義固化之前，“種族”這個詞的使用方式很大程度上和今天“文化”一詞的使用方式一樣，這個事實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試圖區分真、善、美的過程中——這種區分是資本主義、工業化和政治民主的接合點的特徵並賦予了西方現代性話語實質——意識到黑人的形象、新出現的基於生物學的種族差異的概念並不只是科學家創造出來的，這一點也是重要的。就文化研究的未來而言，認識到黑人的形象與基於生物學的種族差異的概念在歐洲思考美、品位和審美判斷的嚐試——它們是當代文化批評的前身——中被作為關鍵來使用應該是同等重要的。

追蹤建構文化價值話語的種族符號及它們與歐洲美學、哲學和科學相關的存在條件，整體而言可以極大地促進對西方現代性追求的人種史學解讀，尤其可以促進對啟蒙運動的假定的批判。關於“種族”、族群和民族的觀念無疑構成了連接英國文化研究和它的思想源泉之一——持續被對民族和種族特殊性的訴諸而塑造的現代歐洲美學——的重要連續層。

此處我無法深入討論這種思想繼承的更廣維度。桑德爾·吉爾曼（Sander Gilman）、亨利·路易斯·蓋茨和其他人已經對黑人形像在建立現代文化價值論中的作用和曆史進行了有價值的分析。吉爾曼有益地指出黑人形像在黑格爾、叔本華、尼采以及其他人的美學中——作為文化相對主義出場的標誌並支持了被假定為有普遍性的審美判斷的產生，這種審美判斷可以區分本真的音樂和“最可憎的噪音”（黑格爾語）——以不同的形式出現。蓋茨強調一種複雜的系譜，其中孟德斯鳩對奴隸製的討論的模糊性促成了休謨的回應，這種回應又可以與伯克、康德作品中對美和崇高的性質的哲學討論聯繫在一起。對黑人性（blackness）再現的批判性考察，還可以與種族主義、反猶主義在啟蒙思想家康德、伏爾泰等人作品中的作用的爭議聯繫在一起。這些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這裏無法進行。就本章的目的而言最重要的是，這種討論不應當結束於簡單否定那些提出棘手或令人為難的問題的人，將他們看作是旨在合法化自身政治立場的極權主義力量，對種族化的理性和不理性的種族主義二者接近程度的質疑也不應被看作是小問題。這些問題構成了有關什麼是西方文明正典的組成部分以及這份珍貴的遺產應當如何被教授的當代討論的核心。

在這些問題重重的背景下，有關“種族”和再現的問題經常被從西方審美判斷、品位和文化價值的正統曆史中剔除出去，這是令人遺憾的。這種情形要求我們更進一步地探究關於“種族”、美、族群和文化的討論是如何促進了批判性思考，後者最終催生了文化研究。馬克思主義和精神分析中拜物教（fetishism）概念的使用是進入這個問題的一個明顯途徑。（文化及其他）生產模式的概念被賦予的突出的民族特徵是另一個關鍵問題，它顯示了分析文化政治、社會運動和對立性意識的主導方法在人種史學上的特定性。

這些一般性問題以具體形式出現在有關文化反思的獨特的英國習語中。這裏關於奴隸製的道德和政治問題也日益突出，不僅因為它曾被認為內在於西方文明的結構中，還因為它在關於現代英國文化獨特性的新興話語中作為一個核心的政治和哲學概念出現。在前現代對“族群”差異的理解中不可或缺的關於原始和文明的觀念，在形成一系列主體位置（其中英國性、基督教徒及其他族群和種族化的特質最終被使人眼花繚亂的“白人性”取代）的過程中成為基本的認知和美學標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對崇高的討論是個可以體現這種觀點的微小但有說服力的例子，它最近開始為人所知。伯克充分利用了黑暗和黑人性之間的聯繫，把它們和一位真實存在的黑人女性的皮膚聯繫起來。一個通過手術恢復視力的小男孩因為看見她產生了極端的驚恐感。

也許研究會發現，黑色和黑暗某種程度上會自然讓人痛苦，與任何其他的聯繫無關。我必須說黑人性和黑暗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一樣的，它們的區別只在於黑人性是一個更狹隘的概念。

切斯爾登先生給我們講述了一個天生失明的男孩的奇特故事，這個男孩一直到他十三或十四歲都是看不見的，此時他通過白內障手術獲得了視力……切斯爾登告訴我們這個男孩第一次看見黑色的物體時，感到很不安；一段時間之後，在偶然看到一位黑人女性時，他感到極其恐怖。

反對奴隸製並支持逐步廢除它的伯克，是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刻畫的“文化與社會”傳統中的首個人物，這一傳統很大程度上也是英國文化研究得以建立起來的基礎。這種起源部分解釋了為何文化研究傳統的某些當代繼承人會陷入“對英格蘭和英國性的病態讚美”。在見證了來自英國殖民地的黑人定居者獲得英國公民權的後帝國時期的曆史中，這些主體性和身份認同的模式有了新的政治意義。黑人進入英國國家生活是促成文化研究和新左派政治形成的強有力因素，它折射出20世紀50年代英國社會和文化生活的深刻變化，並且是對二戰後不再可能實現的一種更人性化的社會生活的輓歌的核心（這一點常常不被承認）。

無須複述黑人定居英國的複雜曆史，它最近的一個片段——關於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的《撒旦詩篇》（The Satanic Verses）的爭議，就足以顯示關於英國文化的意義的種族化衝突仍然存在，並且這些對立又陷入了另一系列的鬥爭中——其中啟蒙運動關於文化、文化價值和美學的假設繼續被那些不認為它們是普世道德標準的人質疑。在某種意義上，這些衝突是獨特曆史階段的產物，這一階段中形成了新的族群絕對主義和文化種族主義。這種新種族主義把在英國街道上燒書解釋為不可化約的文化差異的表現，它預示了國內的種族災難。這種新種族主義部分是因為朝向這樣一種政治話語的發展而產生的：它把“種族”和國家歸屬感的觀念緊密結合，強調複雜的文化差異而不是簡單的生物學上的等級。這些奇怪的衝突產生於一定背景下，其中黑人性和英國性忽然成了互相排斥的屬性，它們之間的明顯對立出現在文化領域而不是政治領域。無論我們對魯西迪有什麼樣的看法，他的命運是另一個微小但重要的徵兆，說明在多大程度上英格蘭和英國性的幾乎形而上學的價值正因為它們與“種族”、族群的聯繫而被爭奪。他的經曆也是一個提醒，提醒我們在建立一種更加多元、後殖民意義上的英國文化和國家身份的過程中包含的困難。在這種背景下，定位和回應民族主義（如果不是英國文化研究的種族主義和種族中心主義的話）自身成了一項直接的政治性議題。

一些關鍵人物為雷蒙·威廉斯批判性重建英國智識生活提供了思想資源，回到這些人物是有益的。伯克、托馬斯·卡萊爾（ThomasCarlyle）、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查爾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和威廉斯名單上的其他人物，在使得文化研究走出其頑固的種族中心主義的過程中，以及在通過重新闡釋真正的國家生活的文化核心以實現更有野心且更有意義的積極重塑當代英國的任務中可以是有價值的。在改變英國和英國性的任務所要求的重新闡釋和建構、重新刻寫和定位的工作中，討論Victoria時代的知識分子對埃爾總督處理1865年牙買加莫蘭特灣叛亂的態度分歧或許是重要的。如珍妮·夏普（Jenny Sharpe）考察的英國對1857年印度起義的回應那樣，莫蘭特灣事件的意義可能比目前我們理解的要大得多。莫蘭特灣事件有雙重的重要性，因為它是一個大城市的例子，其內部衝突直接源自外來殖民經曆。帝國力量中的這些危機顯示出延續性。在我看來，這種內部/外部的關係應當被認作是我們輝煌國家的曆史、社會和文化記憶中更重要、複雜和有爭議性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