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路上四大百貨公司，如何改變了20世紀上海的城市化進程

“上海解放的第一面紅旗，被插在永安公司的塔樓上面。為什麼這麼重要的一個事件，不是發生在政府建築或宗教建築上，而是在一個商業建築上？” 2月12日下午，由上海圖書館、同濟大學出版社聯合主辦的“開放的上海城市建築史研究——四大百貨公司”分享活動在上海圖書館東館舉辦。《近代上海四大百貨公司研究：建築、消費空間、城市文化》一書作者、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助理研究員周慧琳提出了這個問題。

周慧琳從佇立在南京路西段的四大百貨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入手，通過對建築的解讀，帶領讀者全面深入認識近代上海商業建築與城市空間的發展以及消費文化的營造。

上海城市研究中，百貨公司是“缺位”的

上海曾以“十里洋場”蜚聲海外，繁榮的商業是這個城市百餘年來最濃重的底色。發端於18世紀末的新興商業建築——百貨公司，在城市現代化進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然而很少有研究者從建築學角度入手深入系統研究這些商業建築。這是周慧琳選擇以四大百貨公司進行深入研究的原因之一。

此外，和政府建築或宗教建築相比，百貨公司更能與個人發生親密的聯繫和共鳴。這也讓周慧琳在情感上與百貨公司產生更多的鏈接。她至今記得自己七八歲時第一次踏入當地百貨公司的感受，“空間很大，燈光明亮璀璨，所有櫃檯上的商品都閃閃發光。我和弟弟站在自動扶梯口，小心翼翼地踏出一步，站在扶梯上以後，長吁了一口氣。”多年以後，在資料中看到1936年大新公司開張，全上海熱議乘坐百貨公司自動扶梯的體驗，她突然想起了小時候的自己。

百貨公司與一個人生命的交織遠不止一次，甚至上海的百貨公司會影響到其他城市。周慧琳記得，她姑姑結婚時，如果能夠去上海置辦結婚用品，或是託人買到了上海的產品，講出去“是一件非常有牌面的事情”。

從那時起，就有一個問題一直留在她的心裡：“就是為什麼當時我們會對百貨公司，尤其是遠在600多公里以外的上海的百貨公司，有那樣非常嚮往的心情？”

“從出生到結婚生子，我們人生的很多重要的節點都在和百貨公司發生緊密關聯。”這個因素促使周慧琳多年之後將自己的學術研究主題聚焦於四大百貨公司。

華商四大百貨公司走出了本土路徑

在南京路西端，從湖北路到西藏中路短短350米的道路上，佇立著著名的四大百貨公司。它們是廣東香山籍商人創辦的4家民族資本百貨公司，分別是馬應彪1917年創辦的的先施公司、郭樂郭泉兄弟倆在1918年創辦的永安公司，還有李敏周在1926年創辦的新新公司，以及蔡興蔡昌兩兄弟在1936年創辦的大新公司。如今從人民廣場地鐵站出站，看到的第一百貨，就是大新百貨公司的舊址。

這四家距離如此接近，體量又十分巨大的百貨公司，創立者之間是否有關係？周慧琳研究了四大百貨公司的業主背景。他們都是來自廣東香山，在澳州獲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然後去香港創辦百貨公司，之後又來到上海。這些商人之間本身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很多人之間有親戚或是姻親關係。周慧琳用幾個詞總結他們的人生曆程：“貧苦出身，遠渡重洋，白手起家，榮歸故里，尋求發展，最後創造了輝煌。”

在四大百貨公司之前，上海已經有英商的四大公司存在，成立時間從1870年到1907年不等。華商四大百貨公司成立之後，南京路形成了兩端並立的局面，東端是英商的四大公司，西端是華商的四大公司。他們之間的關係如何？是否會形成競爭？

“兩者在顧客群體、銷售產品、經營範圍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別。”周慧琳認為，雖然同為南京路上的“巨無霸”，華商的四大百貨公司並非簡單模仿英商的四大公司，而是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自有道路。

首先，英商百貨公司面對的顧客主要是外僑和傳教士，這些人在上海買不到習慣使用的本土日用品。基於這樣的原因，英商四大公司才成立起來。他們用印度保安守門，營業員也基本是外國人，所售商品也不符合中國人的消費習慣。所以中國本土民眾很少進入這樣的場所消費。

而華商四大百貨公司就更為“接地氣”，不但引入豐富的中國商品，在經營範圍上更是無所不包，除了英商百貨公司的零售和餐飲，還加入了旅館、茶室、遊樂場、電影院、跑冰場、保齡球館、廣播電台等文化娛樂產業，甚至還有儲蓄部、保險公司、浴室、理髮部等等。

四大百貨公司還自創了“屋頂遊樂場”，設置了許多中國傳統娛樂項目。在這個宛如中國傳統廟會的遊樂場中，可以看到各種戲曲項目。其消費也是面向普通百姓的。例如永安百貨天韻樓的門票的價格是1.5角，買票後可以遊玩一整天，從早上10:00到夜裡11:00。

美國記者、作家霍塞於1940年出版的《出賣上海灘》中描寫了當時南京路上的場景：

“1936年，南京路上的最前端依然是洋行，再過去就完全是中國市面了。路上行人漸漸擁擠，大多是穿長袍的男女。路邊一些樂隊在樓窗里吹打，這是中國式的廣告。

“上海的百貨公司裡邊是世界上最吵雜的地方。有一個部門門裡邊終天開著唱機，還用高度的擴音器擴放出來。中國人最喜愛熱鬧喧嘩，而上海恰巧是最熱鬧喧嘩的，因此也最合中國人的胃口。這些街上的聲音、景物、氣味完全是亞洲式的。”

“所以，即使從一個外國人的角度來看，英商的百貨公司和中國民族資本的百貨公司，本質也是完全不一樣的。”周慧琳總結，“通過對比，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中國百貨公司的發展有自己的路線和模式，它由海外華人主動吸收並在本土傳播，其中經曆了移植、消化、融合、發展的複雜過程。並非簡單模仿西方百貨公司。”

提供“建築可閱讀”更豐富的維度

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錢宗灝談到，華商四大百貨公司吸收了來自外商百貨公司經營全球各式各樣百貨的理念，並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出了獨有的模式。而四大百貨公司的建造本身也是一條時間軸，能看到從1917年到1935年近二十年間上海建築風格的轉變。

“商業也好，市政也好，都是與我們城市的發展緊緊聯繫在一起的。”上海市曆史博物館副館長裘爭平談到，無論是從博物館做展陳的角度，還是從建築研究的圖書視角，都是希望能把背後的人文故事介紹給讀者，讓大家更多地瞭解城市的發展過程。

“開放的上海城市建築史叢書”主編、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盧永毅在分享中談到，通過這套叢書的組織出版，希望能將對上海建築的多維度研究彙集起來，更全面地敘述上海現代化城市曆程，這也是閱讀城市的一種方式。

“百貨公司的誕生對城市的影響非常大，四大百貨公司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研究商業建築，是為大家提供一個建築可閱讀的更豐富的維度。通過四大百貨公司的建築建造，新的都市空間建立起來，城市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改變了城市天際線；而從建築風格來看，百貨公司是一種新的綜合體，對上海乃至中國來說是一個全新的場所，它推動了從傳統城鎮模式向大都市生活模式的轉變，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購物體驗與交流方式。”盧永毅說。

據介紹，同濟大學出版社“光明城”組織策劃的“開放的上海城市建築史叢書”以近代上海的對外開放和中西交流為背景，以城市現代化進程及其文明嬗變為基底，從都市新建築類型、職業建築師實踐、西方建築文化思潮的影響以及傳統園林的蛻變等多個角度，用多樣的曆史敘述和圖文並茂的方式，將近代上海城市與建築現代轉型的劇烈變化呈現出來，以多視角考察近代中國建築與城市進程中的現代性議題，並以此作為認識、理解和推動當代城市與建築遺產保護的有力的學術支持。叢書堅持選題的開放性、時空的開放性、觀念的開放性和主體的開放性，力圖更加真切地呈現上海近代建築的時代面貌及其城市的文化景觀。目前已出版《近代上海四大百貨公司研究：建築、消費空間、城市文化》《華蓋建築事務所：1931—1952》，後續還將出版《豫園曆史研究：從東南名園到文化遺產》《佘山教堂建造的曆史尋蹤》。